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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敦煌壁画|看不尽讲不完的故事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场面恢宏内容丰富。敦煌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大多数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

敦煌艺术灿烂辉煌,其壁画艺术蔚为大观,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融古汇今,汲取了东西方影响,包纳了巨大容量,创造了独特形象,从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葩。敦煌壁画艺术蕴含着“崇高与优雅、对称与和谐、阴柔与阳刚、悲壮与英勇、庄严与浪漫”的显著美学风格。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敦煌壁画中绘有大量经变故事画。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在敦煌,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身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

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如果说“伎乐飞天”汲取了多元文化特点而成为华夏艺术的乐舞精神在敦煌的典型体现,那么“反弹琵琶”乐舞形象在敦煌石窟中的出现则提供了遥相呼应的艺术美神,她们共处一窟,传达出天上人间的整体共鸣,从而表现了“天籁”与“人籁”的互通效应。

敦煌飞天来自印度。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飞天在隋代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印度、中亚以及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中雕刻、绘画供养人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4世纪时期佛教在中国兴起之后,绘画供养人像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敦煌也出现了中国特色的肖像画——供养人像,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曾说:“敦煌莫高窟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画像。”可见在莫高窟壁画中,供养人画像所占比重之重。

晚唐、五代、宋时期,由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供养人画像又大量出现,达到莫高窟供养人画像数量的又一高峰期。这时期,归义军曹议金子孙三代对敦煌地区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余年之久的统治,敦煌出现了相对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四方安定、交往频频的繁荣景象,由此曹氏家族开凿了大量的曹氏家族石窟。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因缘故事是三类在早期的敦煌壁画里被描绘最多的题材。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这一时期壁画开始出现歌舞升平、金碧辉煌的欢乐景象,死后成佛的思想代替了累世修行的观念,这一时期的佛教思想在隋唐时期发生了变化。

敦煌作为世界艺术的殿堂,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如今敦煌精神的弘扬和敦煌壁画的保护是守护敦煌的使命。数字时代下,更需要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守护敦煌,将敦煌文化传承至下一个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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