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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旧书与文玩以及德国女摄影师记录的古都旧影

从帝王都到佳丽地,从悲情城市到十代都会,从秦淮文化、清凉山文化到钟山文化,从六朝古都到文学之都,南京复杂的内涵、气质与灵魂引人流连。南京作家薛冰集四十年南京史、志、地理、文化研究与写作的经验,将南京的山川形势、人物风流、名胜古迹化作《家住六朝烟水间》,出版二十年来长销不断,2022年新版付梓,作者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城市空间研究,将历代史事探索,把人物故实评析,添加了南京在新世纪的新篇章“文学之都”,还加入已故德国摄影家赫达·莫理逊(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授权)与南京摄影家冯方宇的南京图共计300余张,全方位多时空呈现南京的历史文化气质。

经出版社授权,摘选有关南京的旧书与文玩的篇章,并附上赫达·莫里逊于1944年到访南京后捕捉到鲜活影像,在南京深化“文学之都”的征途上,一同回望金陵瑰丽的文脉,领略昔日中国文化中心的活跃面貌和趣闻。

“旧书”这个概念的现行意义,应该是在20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的,其内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上半叶多指雕版线装书,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古籍”,相对于新出现的洋装书,它的形式“旧”了。50年代以后又增加了民国年间的出版物,业内人称“旧版书”“旧平装”,相对于新中国的出版物,它的内容“旧”了,而将民国之前的出版物称为古籍——这以后才有了“古旧书店”的名目。80年代中期以来,新华书店不断将压库的新版“流行畅销书”降价处理,起初号称“特价”,至90年代末,因为“古旧书”已难得一见,古旧书店库存的古籍,都送往拍卖会,店中除了新印古籍,基本上已只销售大众化的“特价书”。21世纪初各出版社大规模清库,低至一折倾销,“五元书店”如雨后春笋,成为“旧书”业的主体。

至于“文玩”,俗称古玩、古董。大约因为欣赏古玩需要足够的文化底蕴,能欣赏古玩的多为文人雅士,所以才会有“文”人之“玩”物这一近乎专利的称谓。权贵富豪当然也有爱好此道的,文士们则另备一说,视之为“附庸风雅”。换句话说,文玩当以典雅、清幽、精妙、含蕴丰富、耐得品味者为上,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能够“考典章之得失,补史乘之缺遗”,而非徒以贵重取胜。

先说旧书。一个城市的古旧书市场,可以看作考评其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尺。南京的图书市场,可谓历史悠远,在明代就与北京、苏州、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书业中心之一,直到晚清,三山街夫子庙一带的书肆,状元境一带的书坊,仍然为读书人所称道。民国年间,南京更成为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中心和营销中心,书业集散地则由南而北,逐渐从夫子庙向大行宫方向发展,太平南路一条街,大小书店多达四五十家。尤其杨公井花牌楼一带,更成为新版洋装书的集散中心,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中华书局南京分店、世界书局南京分店、开明书店南京分店、北新书局南京分店、神州国光社南京分店以及中央书店、正中书局等,星罗林立。经营雕版线装书的旧式书肆虽也有迁至太平南路的,但仍以夫子庙一带为重,这应该是因为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日渐远离实用而趋近于文玩的缘故,而南京古董文玩的主要集散地当时还在夫子庙一带。

不少学人都曾写到过清代以至民国年间南京的书市盛况。被人引用最多的是纪庸的《白门买书记》,记载20世纪40年代初的南京旧书店情况颇为详尽。其实此前中央大学汪辟疆教授在1928年的日记中就曾描述过花牌楼和状元境的书市情状,已有今不如昔之叹。1929年钟敬文先生游秦淮,想在江南官书局买点线装书,“一查目录,竟空虚得可怜”,但他仍能够“随意地购了一部《秣陵集》出来”。可见那时的旧书店,还可以套一句俗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今天,则真是连骆驼骨头也化为尘灰了。抗战胜利之后,旧书店中则又多出一道新风景,就是日文书,“且有大量印制确实精美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大型艺术类书籍”。此类书籍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我还有缘买到几种,但必须说明的是,所谓“考古发掘”,则多是日本人在中国所做的考古发掘,应归入文化侵略与殖民行为中去的。不说当时前辈学人们所淘得的书了,就是他们所提到的那些书店,朱雀路北的翰文斋,路南的保文堂、国粹书局,太平路南端的老字号萃文书店、庆福书局,状元境的幼海书局和文海书局,贡院西街的问经堂、萃古山房,莫愁路上的志源书店……如今已徒然惹人遐思了。

美盛纸号,地处升州路评事街口黄金地段。读书人多纸行多,旧时南京纸行不下数十家。

在60年代初,我的识字数量够得上钻进旧书店看白书的时候,书架上尚堪称琳琅满目。隐约记得那时的几处旧书店,一是夫子庙东、西市场中,所售多线装古籍,兼做字画、文房四宝买卖;二是杨公井一带,即民国年间名盛一时的“花牌楼”,古旧书的档次也较高,杂有新近出版的苏联小说之类;三是新街口摊贩市场内,书的品类就很杂了;四是堂子街的旧货市场内,迹近地摊,书如废纸——顺便说一句,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新街口摊贩市场的原址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盖起了金陵饭店,从此永与旧书市场无缘,另几处竟始终与旧书交易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微妙关系。

近代以来,南京的古玩业相对集中于城南夫子庙和城西升州路至朝天宫一带。两地的来龙去脉,也各有故事。

夫子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其范围远不止于当年的孔庙一隅,而大致包括了东边的江南贡院,西边的瞻园路,南边的大、小、东、西石坝街,北边的状元境和奇玩街(今并入建康路)。因为明代南直隶、清初江南省的范围,都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考生乡试都在南京今江南贡院,每逢科考之年,两江文人士子纷至沓来,为其服务的各种行业应运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妓院群与文玩店。

奇玩街原名祈望街,后因诸多古董文玩店争奇斗胜而被讹为奇玩街,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便是奇玩阁,不仅经营面宽,而且信誉卓著。清末废科举,奇玩街的地位并未受到大影响。1924年冬,军阀齐燮元被免去江苏督军职,在撤出南京时,乱兵乘机劫掠奇玩街,奇玩阁等大小商家被洗劫一空,奇玩街从此一蹶不振。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古董文玩业又开始复兴。继起的店铺转移到贡院西街和环绕大成殿的东、西市场一带。其时规模较大的,在贡院西街有奇玩阁、集粹斋、义源斋、春源斋、松宝斋、乐古斋、王钰记等。春源斋业主鲁小松,鉴别瓷器颇有眼光,传说其父原为鉴瓷高手,后双目失明,以手代目亦能大致判定真伪。乐古斋店主杨乐民曾任古玩业理事长,对各类古玩的见识和经验都较丰富。集粹斋为陈新民与李寿桐二人合伙经营,李寿桐幼年曾往上海学艺,研究古瓷多年,珠宝鉴识亦高,曾在瞻园路开设博雅轩,陈新民系鲁小松高足,后又去上海学书画鉴定,不但是夫子庙看画高手,而且模仿齐白石虾、蟹几可乱真。故而当时夫子庙古玩店家遇到陶瓷、书画方面的疑难,上集粹斋求教往往能迎刃而解。迪华斋店主伍氏是南京古玩业世家,抗战前经营颇具规模,日寇侵占南京期间日见衰落。罗祥记店主罗思祥鉴定翠玉宝石眼光甚高。

此外尚有沈润生、经古舍等,计数十家。店堂内琳琅满目,青铜白玉、古陶名瓷、宋版明刻、碑帖字画,无奇不有,其间不乏精品珍玩。仅就书画而言,文徵明的《金焦落照图》《盆兰图》《白岩图》,渐江的《峭壁孤松图轴》,以及马远、仇英、唐寅、徐渭、朱耷、石涛、郑燮等的扇面,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苏曼殊、刘海粟等的许多作品,都曾在夫子庙流传。

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及英美驻华使节等,也常常光临夫子庙搜求古玩。其中的佼佼者,当数先后在中国居留五十余年的汉学家福开森,他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校董,曾先后被聘为大、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后将其四十年间重金所得古董珍玩近千件捐赠给中国政府。这批稀世珍玩品种多、数量大,铜器中的周克鼎,书画中的宋贤手札、南朝齐画家王齐翰的唯一传世作品《挑耳图》、宋拓《王右军大观帖》和《欧阳率更草书》等,均堪称国宝,为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开展考古和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与精品珍玩屡屡现身相映成趣的,则是赝品假货的层出不穷。从帝王的印玺到名妓的信物都有人伪造。沈润生古董店免费代客鉴定古玩,但其店内仅真假难辨的郑板桥闲章就有十余件。一些仿制古玩的高手也在夫子庙安营扎寨,如状元境的尹丑生,专仿名家字画,一年只要做几件“活”,就够他抽烟的了。瞻园路还有位没留下姓名的老手艺人,专门修补古玩残件,能做得天衣无缝。即使是花重金买了假古董的人,也多半不愿声张,因为传开来徒然惹人笑话,损失的就不光是金钱了。当然对地位够高、权势够大的人,古董商轻易也不敢欺骗。

当年南京市场上的古董文玩和古籍图书,大致有几个来源。一是去扬州、苏州、徽州等地收购,二是向本地破落的大户人家中搜罗,再就是来自南京的一种特殊的旧货交易市场——黑市。

南京黑市可考的历史,有人直推至明代。明人笔记中就有“古语云‘金陵市合月光里’”的记载,并说明代后期“饮虹桥、武定桥尚有夜市”,大致在今长乐路西段。黑市的出现,使南京的旧货行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大繁荣。首先产生的一个新行业是黑市贩子,他们活跃在夜色中,无情地从旧主人手中搜刮各类物品,然后转手去卖给他们的新主人。一件有利可图的货色,一夜之间能在黑市上转卖几次,价格翻数倍甚至数十倍。对他们的报复则是黑市上开始出现各类伪劣赝品,使眼光不敏的倒爷大吃其苦。至此,黑市以其独特的“天黑、人黑、货黑、价黑”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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